《民主四讲》，王绍光著，三联书店2008年8月版
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即使是中国古代“为民作主”的“民主”之治，其中也内含了为百姓主持正义的意味。自近来“人民主权”之民主观的萌发与
四讲民主
书作者王绍光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并任英文国际学术刊物 China Review 主编，近来年，发表了大量关于政治学和反思中国的著作。手中仅四章的这本小册子，随便翻翻，却让我如受牵引机拉拽般地一气读完而后止。陶君“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之乐，品咂一番，殊觉得意。
第一讲为“民主的起源与演化”。作者首先以习见的材料剥离了古希腊民主的层层外衣，指出其所标榜的“多数人的统治”实质上是少数人的权力场，因为无数的奴隶支撑了古希腊悠然自得的民主，而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民主与他们是绝缘的。通过具体的数字比较，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认识到，十分之九的希腊人是居于民主王国之外的，这种民主实际上只是特权者的民主。退而言之，即使是这类特权者的民主，这种大众化的民主也不能总是产生和维持正义，民主的表象也许正是压制正义的权力枷锁，“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政”（第16页），苏格拉底之死摆在民主面前的即是这种悖论。当然，历史中的价值其具体意义总是与抽象意义相伴，虽然古希腊的民主还不是真正的人民主权，但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诸如正义、公平的观念，以及对于公权限制的权力设计，是欧洲近代法治理论及其实践的真正源头。
理论总是苍白的，语言的表达力天然存在局限，正所谓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件事物的概念并不总是有现成的对应成语。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诸多词语总是随着意义积淀的增加而丰富自身的内涵，“民主”也是如此。“四讲”一书通过历史的梳理，生动地展示了民主意义的不断演化过程。王氏认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欧美民主，究其实，是其反对民主的结果。因为正是他们所引以自豪的“自由”和“宪制”限制了民主权威的适用范围，“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此外，也正是“自由竞争性选举”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且普选的实现也无法改变选举的“贵族”和“寡头”色彩。作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比较了法国、英国、美国等典型民主国家的真正含量。拿破仑说得精辟极了：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接着，王氏讨论了现代民主兴起的条件。作者从经济发展与民主，阶级结构与民主，文化与民主，公民社会与民主，社会资本与民主，国家有效性与民主等六方面的对应关系中，深刻地分析了各个因素与民主类型或其稳定性的一般规律。但是，他认为目前此类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很多方面往往是莫衷一是。而且，其中规律之外的例外情况，更须进一步关注。随之，王氏顺理成章地讨论了现代民主的机制与动作。对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等诸方面问题进行了言之有据的实证性分析，指出当前所谓“民主”不为人重视的另一面。书中最后一讲，探讨了民主的实效，并对未来理想的民主进行了满怀期望的构想，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民主：并非船到码头车到站
百多年来，国人在西洋文明面前总是存在一边倒的想法。要么认为西洋的一切，中国皆古亦有之，只是不屑为之；要么认为，西方样样皆好，祖宗一无是处。由于欧风美雨的强势侵蚀，固守成规的“夫子型”顽固派要想维护自身的“体面”毕竟不容易，因为不会有人能够一直坚持固守旧统而拒绝坐轿车。器物变，人心也不由得变，西洋文明遂得西术独尊的主导地位。于是，国人总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以为一民主就万事大吉，大同社会一觉醒来就降临华夏了。自晚清起，东西方文明的消长即是如此，因此，寄强国于变法，期民主于立宪，甚有倡导扫除一切汉字文明而代之以西洋者。晚清以渐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昨非今是的捷径哲学，任何规律的背后都流淌着曲折反复的前进溪流。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中的蕴意也即在此。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并非是手到擒来的摘桃子，民主还需果实成熟前大量的培育工作和汗水的浇灌，必要时甚至还伴随着泪水。旧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艰辛历程已经一再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假装或者真的看不见，而有意无意地撇开这段历史。
当然，对民主的多元化认识，并不意味着拒绝民主。民主离不开宽容，民主更不容非理性，如果我们不愿正视民主历程的艰难现实，而去怀念式地赞赏古代专制，或者说旧中国国民党式的“民主”的话，那么，我们无形中也证明了自身民主的缺失。我们应该意识到民主的多样性，我们更应该理性地承认，当今的中国，较之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更为民主。这样说，也许会让真的西化者或者标榜西化者产生恶感，但扪心自问，这难道不对吗？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目前的民主还不完善，应该如何理性地推动民主的进程，而不是找各种民主样榜甚至非民主样榜来否定一切固有的东西。
王氏认为，现代的民主由于制度的有效设计，实际上是“选主”，即通过选举产生统治阶层，而且，因选举之筹划大有学问，致使选民的真实意思出现虚化。究其实，如果追求选举的多数意思和公平，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直接选举和抽签。应该说，以当前的技术条件，这并非不可做到的难事。但这样选举还有什么意思？如何能够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诸如选区的划分，并非仅是件技术性且无关紧要的事，其实这里面学问很大。“政客们为了当选，总会挖空心思。就在选举划分上，他们便发明了各种各样钻空子的窍门。”（148页）“有了这些曲里拐弯的选区以后，你虽然投了票，但你的票很可能因为在选区内太少或太多而被浪费了，而其他人的票却可以起放大作用。由此可见，不是有了普选、有了‘一人一票’，人人在票箱面前就平等了。”（153页）看到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选区划分技巧，我们确实应该为选举的民主性作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如果不存在偏见，西方的民主也是多种多样的。王氏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实际上是赢者通吃的机制，无论看民主质量，还是民主的存活率，议会制民主都优于总统制。总统制不仅通吃，而且一直要吃到任期结束，它几乎没有办法将那些无能的、败德的总统赶下台。议会亦然，有些议员，“成天无事生非，给总统找茬”，（185页）“美国国会议员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竞选成功，可以永远赖在国会不走；于是，国会里总是有大量老面孔。”（225页）再如令人忍俊不禁的“压力集团”，实际上即是政治游说公司，它们通常聘用一大批前国会议员或前政府高官，为政治利益寻求者提供拉皮条服务，翻云覆雨。美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旋转门”，即从这边进入国会，再从另一边进入游说公司。于是，“当他们担任议员时，既要做足‘代表选民’的表面功夫，同时要给自己留有后路，为离任后拿到游说公司的肥差铺平道路。”（235页）可见，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着天然的缺陷，我们应该探索更好的民主。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要意识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庄子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此言有深意存焉。
民主与学术
应该说，《四讲》中的一些观点，也许我们并不陌生，马克思即针对一些类似的问题作过经典式的描述。但是，针对民主政治运行的实况，作如此生动有趣的解读，且辅之以大量实证性分析，并结合西式民主的类型，进行比较鉴别以演绎其中的利钝成败，此类著作，恕我浅陋，并不多见。在当前学术界，如法学界，西式样本几成一统天下的情势下，读读此类另一种声音的“悦读”之作，不失为令人冷静思索的清心剂。东方西方，这个我们争论了百多年的话语，一直使我们觉得有“技不如人”的自卑。然而，谁之东方？又谁之西方？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不是为了讨论东风西风的优劣问题，而是要训练自己的世界性眼光。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不能容忍的心魔。如果不加分析地厚此薄彼，存此疆彼界之私，那么我们也许永远也抬不起头来。我们总是追着别人跑，别人突然发现跑错了，我们因错而错，岂不尴尬？挟洋自重和食古不化都要不得，尊重他人，更要珍视自己。
曾有学者宣称，只读洋书；也曾见一些学者开给学生的书单，尽是洋书。我想，还是先静静心看看《管锥篇》吧。老子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句话，我把玩经年，读《民主四讲》时，乍一想起，不由大笑之，我是下士否？抑或效李白先生大笑出门否？皆不是！学术若与《民主四讲》之“民主”比照，我发现其中诸多问题是相通的，此书不仅在知识上引人深入，还在学术方法和学术品格上给我们以启迪。那就是，学术该有怎样的民主，何以致民主之学术。也许我错了，不过是一笑置之罢了。
学术从来都是个性化的思考，从其价值层面来看，学“术”应解作学“道”，因为学“术”很容易让人产生韩非之“术”为阴谋诡计的联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求大道学术，必须理性视之：给与宽容，让不同见解者有对话的机会；赋之民主，建立更令人信服的评价机制。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首先要有诚信的意识、规则的意思，如此才能开风气之先，不愧于知识分子的职业。学界前仆后继的“抄袭门”等不端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学术。人称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否则，我们充其量只是个“知道”分子，或者是知“术”分子。“士”之如此，不亦悲乎？故《民主四讲》之书，当作文字看，更须作学“道”思。
